老人坠下百米深崖 警民联手救其脱险

这一点恰恰是儒家可以做出贡献的。

黄玉顺说：生活儒学之所谓回归，则是通过破解，回到生活这个本源。[13] 基于前述，黄玉顺赞同海德格尔的哲学观。

具体来讲，他以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为基本命题，通过破解、回归、建构三大步骤，在生成、奠基、境界三个方面，不仅完成了由生活本源到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观念奠基，而且完成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再到生活本源的境界提升，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圆洽的理论体系。关于生成，指形而上存在者观念的生成。黄玉顺说：境界问题的实质，在于个体人格的回归。他说：在形上的层级上，当代儒学必须重建形上学，而非墨守传统形上学，否则必定‘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无法导出现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种现代政治怪胎。他说：‘生活儒学最大、最根本的突破，就是打破了两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二级建构，提出了观念的三级建构：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

奠基：①生活本源→③形而上学→②形而下学。[24] 具体来讲，生活儒学的建构基于两方面的语境：一方面是观念语境。《睽·六三》记载：其人天且劓。

〔19〕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记载来看这一点。尽管随着秦朝的迅速崩溃，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不复存在，但其思想却渗透到了作为正统官学的儒学之中，在后来的诸多王朝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等秩序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7〕175-179。从理论上讲，人类对历史及其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传统、思想等的认识是多元的。

中国几千年的大思想家无一不其中吸收思想灵感，进而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易经》的文化。这导致了后人对其理解的模糊和分歧。

鞅之法，受之李悝之法，撰次诸国，岂遂无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者乎〔10〕16。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与这种激进方式有某些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则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相比之下，法家则表现出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们对过去的思想与体制不报有太多幻想，而是必须针对当时现实社会提出的一种修正思想。

可以说，对于易经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包罗万象。（一）易经概述及限定 易经首先要涉及到《易经》。因此，对这方面进行考察可能更能表明易经与法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3.西方主导的思维范式是导致近现代学者对此问题不关注的深层原因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阶层经历了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方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的自我认知，即从对西方知识与思维模式的被迫接受到自我认同的过程。

〔24〕唐亚武：《法家学派之德治思想探微》，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对于《易经》本身的哲学思想等问题的研究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慎罚：对犯法者谨慎动用刑罚〔20〕33-34。这就是所说的礼崩乐毁的时代。

渊源 作者简介：钱继磊（1975-），男，汉族，山东郓城人，法学博士、博士后，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旨趣为法理学、法文化学。统治者之刑罚，既明察而得当，又威严而可畏，则臣民服，是吉也。因此，本文是在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笔者将避开那些关于《易经》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本身，而是依凭于既有的被普遍认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法理及法律制度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其中的思想观念对先秦法学思想的影响。先秦时的儒家与法家都没有进行过此类问题的思考，这可能与易经中那种一元政体观（君主制政体）不无关系。军事方面的犯罪有：逃避军役罪、师出不以律罪、贻误战机罪、乏军兴罪。灭鼻指割掉罪犯的鼻子，指施劓刑。

宇宙整个是一个变化，是一个运动，所以统名曰‘易。这也导致了后人对法家与儒家的距离故意被扩大，而忘却了两者的渊源关系。

2.西学东渐一来学界所关注的问题是导致对这一问题不意识的近因 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中华文明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因此，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与思维从西方的一些理论中得到一些借鉴具有必要性。

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学派之一的法家思想，其与中国早期的易经中的某些思想一定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只不过是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而已，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总是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三）易经中记载的大量犯罪与刑罚为法家对刑罚的适用提供了理据 如果说上面是一种法律之外的渊源关系，那么易经中的犯罪及刑罚观念则是法家思想的最为直接的渊源了。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种特定时空下的文明史，其所包含哲学、政治、伦理、社会、法律等思想是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解决特定时空下的现实诸多问题的智慧结晶。②如郭沫若就认为：《易经》的观念就根本是阴阳两性的对立，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的对立而成，八卦是四对相对立的现象，六十四卦又是三十二对相对立的事物，宇宙充满了矛盾…这样便产生出变化。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从这些规定中，也可看到易经所体现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思想的影子。

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法学界就是，用西方的法学理念为参照来分析、反思、批判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这当然包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批判了。皎如犹皎然，明察之貌。

其他如渎神罪、不孝罪、寇攘罪、盗宾客罪、欺诈罪、交害侵权罪、角斗伤害罪、酗酒罪、井收勿幕罪等〔2〕95-119。后人对其解释为：以感化政策治民，吉。

这与儒家对德的重视关系密切。它更多地继承和发展了那种阴阳不平等的部分，而完全将易经中的不平等身份固化为一种僵化的和谐。

此外，秦简的《田律》中还流露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该律规定：春天二月正值树木生长之时，故不得砍伐树木。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10DFXZ02）。当然，法家所提出的具体方略与其它诸子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因此，由于长期以来儒学对易经的传承关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若研究易经与法家思想之间是否存在渊源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有损于儒学的身份的正统性，是对儒家思想及其创始人孔子的不敬。

如果说先秦儒家等思想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而对周之《易经》的继承和发展的话，而先秦法家思想同样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考，因而这也为其与《易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4-46页。

由于法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笔者需要对其进行适当限定。〔1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12WB09）。注家认为：‘德即德性、德性之义。